咪咪阿笑俱樂部：會長~湘寶寶是也，新增會員：福寶！

    以「專家參審」為例，由專家針對特定案件（例如醫療過失），作事實上的認定，而由法官來適用法律。姑且不論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如何切割，這樣的新制度將消耗掉多少司法預算，有沒有人計算過？俄羅斯在一九九○年代試行美國的陪審制，造成原已不足的法院預算，硬生生地被吃掉百分之二十五，排擠掉其他重要的司法政策。有沒有法律人願意動手動腳去作臺灣的實證分析？並且告訴我們哪一筆司法預算應該被擠掉？

    另外，法學教育如果改成美制，律師考試錄取率是不是也要像美國一樣超過百分之七十？其實，法學教育最有待改革的就是考試機制。考試引導教學，長期以來對法律人的養成造成極大的傷害。也造成填鴨式補習教育盛行，學生只念國考科目，甚至只唸出題老師的教科書。無怪乎考選部會出現：「要加強法律人英文，就加考英文」的政策邏輯。從來不考慮透過市場機制或獎勵誘因，來達成更好的效果。只要這種「考試／教學」的權力共生結構一日不打破，就算把法學院改成只收「博士後」，也是徒勞。

    法律，其實是種充滿高度挑戰的思考「極限運動」。當代哲學祭酒羅爾斯（J. Rawls）曾標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「公共理性的典範」，各種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論述都能在其中淋漓競技。可惜，我們離這樣的理想還遠得很。從某個角度看，法律人的病灶也是臺灣社會的縮影。例如：創造力被考試壓死，不重視「自創品牌」，不會用「自己的語言」論理。夏木漱石透過《我是貓》來反省明治知識人的精神狀態；當我們在批判「我輩法律人」時，某種程度上也在反省臺灣社會對於理性辯論、獨立思考的蔑視與貧血。法律人脫離不了他的社會脈絡，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法律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