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.10.25 中國時報
楊儒門就是要抵抗權
吳豪人
「白米炸彈客」案宣判之後，社會上出現許多同情楊儒門的聲音。筆者也是其中之一。不過，大多數聲援者的看法集中在「判刑太重」或「有罪，但值得同情」，結果把不滿對準認為楊儒門「值得同情，但有罪」的司法體系。其實本案不論就客觀事實或楊儒門個人的主觀認定觀之，都是一個典型的抵抗權的行使。而抵抗權基本上已經是自然法的層次，顯然不是崇信法律實證主義的司法體系所能「從寬發落」。
任何體制下，抵抗權的發動，都被視為擾亂秩序，因此總是受到為政者的警戒、制裁，甚至取締。積極的、攻擊性的抵抗尤其如此。就算憲法保障抵抗權，但在實際的裁判上，往往被否決為「違法性阻卻」事由。為了要在法庭上得到「違法性阻卻」的判決，至少在道德正當性上，必須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可。而且抵抗權的發動，也須遵守特定的條件。因為抵抗權在本質上，是一個只有在異常例外的情形下，才會受到承認，也因為容易受到野心政客的利用，所以必須賦予它嚴格的發動條件。
抵抗權的要件有兩個重要原則，第一是慎重原則，第二是比例原則。首先，一定要有理性的慎重與自制，也就是說，在試過所有合理手段後，基於慎重的考慮，進行抵抗。第二，抵抗手段的強硬，也必須要和統治者的壓迫、鎮壓，或者是不法，有一個比例性的考量。除非，深信抵抗權是源自「自然法」，而不受現實的國家制定法（實定法）所限制；否則，真正發動抵抗權的人，必須要非常了解法律與道德義務之衝突與其結果的悲劇性。因此，發動抵抗權的人，要自覺將被課予非常嚴格的刑責。其實，這種不是法律的、但是屬於道德性的權利，也不是毫無規律，完全無政府主義。基本上還是有相當的倫理根本原則，或者是更具有普世性的道德律。
那麼，作為一種道德性的權利所被發動的抵抗權，若符合前述慎重和比例的兩個要件，則至少有三個好處。第一，抵抗者可以非常有效地去反駁所謂它的反抗是違法、或是紊亂治安的責難。同時，既然能夠滿足慎重與比例的要件，那麼它的抵抗行為，對於一般庸俗的說法，像是「抵抗權會造成無政府主義」等等攻擊，可以提供有利的抗辯。第三，為了要得到一般輿論支持其抵抗的正當性，或者是要導引某種社會運動的成功，本來就應該要預先在行動之前提示明確的要件，然後再滿足這些要件。
有關抵抗權保護，雖已列出上述一定特定的要件，使得當抵抗權的發動而違反實定法規時，能夠被承認為阻卻違法的事由，而不成為處罰的對象。但現實上，這樣判例，可說是極為罕見。比方說美國的獨立宣言，或者是說法國的人權宣言第三十三條，都認為抵抗權是一種普遍的人權的歸趨，那麼理論上實定法上應該要承認抵抗權。但是實際上連比較溫和的市民不服從論，都會在法律支配的大纛下，而不能免於被處罰。換句話說，無論市民不服從論的動機如何，只要是侵犯法律的就無法免責，這個原則在美國始終都是如此。憲法上未承認抵抗權的台灣就更不必說了。
理論上，如果能夠承認抵抗權發動的合憲法性，那麼，使得被統治的人以及統治者都能夠廣泛地自覺到抵抗權的意識，自然對暴政或惡法會有一種無形的拘束力，而這種拘束力基本上就是支撐立憲民主秩序的心理基礎。而且在現實上即使無法免於被處罰，但是至少抵抗者不會被批評只有道德上的考量，而能夠援用憲法或者是正義等等的法律的理念，來正當化自己的行動。而統治者也無法單純地去責難抵抗者他們的違法性，並且利用法與秩序之名來處罰他們，因為這時候他們將不再有說服力。
讓統治者知道，人民隨時有可能發動戰鬥性的抵抗以保護他們的權利，這是一件好事情。因此，對於暴虐壓迫的反抗，對於人民而言，是所有的義務之中最神聖的事情。但是，即便是具有倫理性的抵抗權，也不該幻想必然能以此為理由，免除其刑責。換句話說，當你在行使抵抗權時，就現實而言根本就不該期待實定法上的保護。楊儒門已經做出選擇，接下來，就要看政府和國民如何選擇了！
（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，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）
楊儒門就是要抵抗權
吳豪人
「白米炸彈客」案宣判之後，社會上出現許多同情楊儒門的聲音。筆者也是其中之一。不過，大多數聲援者的看法集中在「判刑太重」或「有罪，但值得同情」，結果把不滿對準認為楊儒門「值得同情，但有罪」的司法體系。其實本案不論就客觀事實或楊儒門個人的主觀認定觀之，都是一個典型的抵抗權的行使。而抵抗權基本上已經是自然法的層次，顯然不是崇信法律實證主義的司法體系所能「從寬發落」。
任何體制下，抵抗權的發動，都被視為擾亂秩序，因此總是受到為政者的警戒、制裁，甚至取締。積極的、攻擊性的抵抗尤其如此。就算憲法保障抵抗權，但在實際的裁判上，往往被否決為「違法性阻卻」事由。為了要在法庭上得到「違法性阻卻」的判決，至少在道德正當性上，必須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可。而且抵抗權的發動，也須遵守特定的條件。因為抵抗權在本質上，是一個只有在異常例外的情形下，才會受到承認，也因為容易受到野心政客的利用，所以必須賦予它嚴格的發動條件。
抵抗權的要件有兩個重要原則，第一是慎重原則，第二是比例原則。首先，一定要有理性的慎重與自制，也就是說，在試過所有合理手段後，基於慎重的考慮，進行抵抗。第二，抵抗手段的強硬，也必須要和統治者的壓迫、鎮壓，或者是不法，有一個比例性的考量。除非，深信抵抗權是源自「自然法」，而不受現實的國家制定法（實定法）所限制；否則，真正發動抵抗權的人，必須要非常了解法律與道德義務之衝突與其結果的悲劇性。因此，發動抵抗權的人，要自覺將被課予非常嚴格的刑責。其實，這種不是法律的、但是屬於道德性的權利，也不是毫無規律，完全無政府主義。基本上還是有相當的倫理根本原則，或者是更具有普世性的道德律。
那麼，作為一種道德性的權利所被發動的抵抗權，若符合前述慎重和比例的兩個要件，則至少有三個好處。第一，抵抗者可以非常有效地去反駁所謂它的反抗是違法、或是紊亂治安的責難。同時，既然能夠滿足慎重與比例的要件，那麼它的抵抗行為，對於一般庸俗的說法，像是「抵抗權會造成無政府主義」等等攻擊，可以提供有利的抗辯。第三，為了要得到一般輿論支持其抵抗的正當性，或者是要導引某種社會運動的成功，本來就應該要預先在行動之前提示明確的要件，然後再滿足這些要件。
有關抵抗權保護，雖已列出上述一定特定的要件，使得當抵抗權的發動而違反實定法規時，能夠被承認為阻卻違法的事由，而不成為處罰的對象。但現實上，這樣判例，可說是極為罕見。比方說美國的獨立宣言，或者是說法國的人權宣言第三十三條，都認為抵抗權是一種普遍的人權的歸趨，那麼理論上實定法上應該要承認抵抗權。但是實際上連比較溫和的市民不服從論，都會在法律支配的大纛下，而不能免於被處罰。換句話說，無論市民不服從論的動機如何，只要是侵犯法律的就無法免責，這個原則在美國始終都是如此。憲法上未承認抵抗權的台灣就更不必說了。
理論上，如果能夠承認抵抗權發動的合憲法性，那麼，使得被統治的人以及統治者都能夠廣泛地自覺到抵抗權的意識，自然對暴政或惡法會有一種無形的拘束力，而這種拘束力基本上就是支撐立憲民主秩序的心理基礎。而且在現實上即使無法免於被處罰，但是至少抵抗者不會被批評只有道德上的考量，而能夠援用憲法或者是正義等等的法律的理念，來正當化自己的行動。而統治者也無法單純地去責難抵抗者他們的違法性，並且利用法與秩序之名來處罰他們，因為這時候他們將不再有說服力。
讓統治者知道，人民隨時有可能發動戰鬥性的抵抗以保護他們的權利，這是一件好事情。因此，對於暴虐壓迫的反抗，對於人民而言，是所有的義務之中最神聖的事情。但是，即便是具有倫理性的抵抗權，也不該幻想必然能以此為理由，免除其刑責。換句話說，當你在行使抵抗權時，就現實而言根本就不該期待實定法上的保護。楊儒門已經做出選擇，接下來，就要看政府和國民如何選擇了！
（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，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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